IMF高官：对俄制裁削弱美元地位

从精神层面看，法治是一种文明的国家精神，表现为一整套关于权利、权力、义务、职责问题的原则、观念、价值体系。

对于腐败如何消耗本来可以或应该用于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资源，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清楚的认识。又例如，如果某人通过腐败手段（行贿或影响力交易）诱使警察逮捕其明知无辜者，后者的人身自由就因为腐败而受到了侵犯。

（二）腐败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损害 在所有类别的权利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到腐败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最容易被察觉的，而腐败也是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最大障碍之一。绝大多数国际反腐败文书也只是列出构成腐败的行为的清单，而不对腐败作出一般性的定义，这是因为，对腐败概念的精确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极为困难，无法包括所有的腐败表现和形式——这些表现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国家的具体情况。{15}可以看出，为了掩盖和维持腐败行为，一系列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都可能受到损害。  【摘要】腐败是滥用公职以牟取私人收益的行为。{18}See Bacio-Terracinot, Linking Corruption and Human Rights，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Vol.104，2010, p.243. {19}Se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Human Rights Policy and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and Human Rights： Making the Connection （2009）, pp.32-33. {20} Se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Good Govemance Practic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HR/PUB/07/4, p.59。

作为比较，如果有人向有权任命者（国家元首或议会议员）行贿以获得高级司法职位，这种行为本身并不直接侵犯任何人的人权，尽管事后极有可能对于被任命者的审判行为的公正性产生影响。[11]（para.327）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审议刚果共和国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提交的初次报告之后作出的结论性意见中，欢迎该国消除腐败的行动，但仍表示关注的是，对于为有效改善儿童权利（包括其教育权和健康权）……而划拨本已有限的资源，腐败具有不利的影响。[32]   四、正本清源：私法公法化的缘起与私法自治的重生 （一）私法公法化之缘起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肇始于罗马法。

各种形式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几乎没有国家的接受作为保障。[42]［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96页。（二）关于安全 安全是一种带有保守成分的价值元素。然而稳定性必须常常为调整留出空间。

国有化运动半途而废，靠赤字预算支撑的福利主义徒使政府债台高筑，不但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降低，而且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关键词】私法公法化。

再如，在侵权法中，由于对过错责任原则过分推崇，侵权责任的承担必须以加害人存在主观过错为前提，面对产品责任事故、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许多受害人无法得到私法救济，由此给受害人造成雪上加霜的严重后果。[28]参见［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7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通过强制性规范这一衔接公法与私法的管道，不断地进入到民法中来。尽管二者的规范功能各不相同，但有时也能产生互帮互助的效果。

从现在开始，它正等待着其存在被重新认知，从新的观点加以体系化。面对由过分强调自治、一味追求自由的民法所带来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各国通过立法和司法判例修正原有的民法原则。[9]与此同时，同样起源于罗马法的公序良俗原则，通过限制法律行为的内容来框定私法自治的边界，从最初仅为对合同自由原则之例外的限制发展成为支配私法全领域之大原则，除合同自由受公序良俗原则限制外，当事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都必须在此原则范围内，方可视为正当。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决定市场秩序的大多数特定事实一无所知，而市场秩序的目标恰恰就是要应付这种情况。

于是，在合同自由的美名下，面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垄断企业，消费者不得不接受苛刻的交易条件，即使某人作了一个极其糟糕的交易，但只要合同缔结的程序合法，即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享受了思考和负责任的决定的机会，那么当事人都应受合同的约束。但是，简单多数规则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多数人可以投票通过歧视某一群体、加剧收入分配不公、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甚至实行奴隶制等的法案，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少数人，造成不公平的后果。

[51] 综上所述，虽然私法自治原则不是绝对的，民法所确认和保障的自由也不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对私法自治进行限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避免自由成为邪恶的自由，使社会地位低劣者以及经济上的弱者，免于在契约自由之美名下，为社会地位之优越者及经济上之强者所压迫。[56]而民法维持体制中立的奥秘，就在于民法立法技术上所体现出来的高度的形式理性。

这种不同产生于这样一种事实，即民主政体中的中央政府企业家是以选票而不是以利润为目的的。[37]［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这些技术调整已经足以回应一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同时也证明19世纪的民法典因能把握住某些属于市场经济本质的东西而仍然具有强韧的生命力。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的立法者亟须解决的一个立法技术上的重大难题便是公法、私法如何成功地实现接轨的问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何种政治体制和政权运作模式下，都根本不存在所谓全知全能，理性无所不及的政府。[57]形式理性要求民法典在规范构成上必须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各项规范和制度环环相扣，适用同一逻辑规则。

正如德国民法学家梅迪库斯所指出的，私法自治原则非但没有死亡，而且还在如下两方面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53]（1）收入结构的变化。[2] 参见朱庆育：《意思表示解释理论———精神科学视域中的私法推理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50]正如梁慧星教授所言：实则20世纪以来所谓社会化之法制，在于矫正19世纪立法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社会利益之偏颇，其基本出发点，仍未能脱离个人及权利观念。  五、规范配置：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的接轨 将具有管制功能的强制性规范大量引入到民法中来，使得私法自治原则的支配地位发生动摇，自由价值一统天下的局面已难以为继。

[3] 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第36页，第37页。[44]参见［日］内田贵：《契约的再生》，胡宝海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私人自治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都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不能满足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生活关系对法律的需求。据估计，仅在1984年，限额这种做法就使汽车公司的利润增加3亿美元，然而却使消费者蒙受2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例如，人们关注契约内容的公正性，立法者就迎合这一多数人的价值观，认为实质正义为契约正义的最高要求，从而制定相应的强制性规范来调整契约关系。总之，尽管存在私法公法化的现实和发展趋势，但私法自治作为民法的核心理念和灵魂已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重生。

只有当居民的实际收入特别是下层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大提高以后，私法自治才具有了重要性。或者表现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过度超前，而且往往缺少对这些项目经济价值进行合理评估的损益报告，而一个项目一旦开工实施就很难撤销，结果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王河：《经济立法体系与经济法学》，《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52]参见［日］内田贵：《契约的再生》，胡宝海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将过多的强制性规范引入到私法中，就会形成过度强制，不仅无法真正实现其既定的目标，而且会破坏私法固有的逻辑体系和已经形成的私法秩序。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46] 不可否认，大量强制性规范的出现已给原有的私法体系带来巨大冲击。[13]哈耶克认为：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无力控制，或者说，如果我们不干涉——并在相当程度上妨碍——那些产生自生自发秩序的力量，那么我们甚至一点也无力改变它们。例如，由于坚持所有权绝对原则，所有权被认为是绝对的权利，不含有任何义务，因而无论所有权人行使权利还是放弃权利，都是所有权人的自由，他人（包括国家）无权干涉。

[12]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由于存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由国家以强制性规范的方式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也许只能是立法者的一厢情愿。

[29]参见［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8页。[60] （三）公法、私法接轨的规范配置 在规范理念上，自治作为民法的核心和灵魂，无论何时都不能放弃。

详言之，任意性规范所要追求的自治目标，有时需要借助强制性规范方能实现，如宣布不公平合同条款无效的规范。[18]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